胃癌围术期“去化疗”，长期以来被视为临床禁区。
近日，复宏汉霖自主研发的抗PD-1单抗斯鲁利单抗（商品名：汉斯状®，欧洲商品名：Hetronifly®）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联合奥沙利铂和替吉奥，用于PD-L1表达CPS≥5的可手术切除胃癌的新辅助治疗，术后再以斯鲁利单抗单药辅助治疗。这不仅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的抗PD-1单抗，更开创了胃癌术后“去化疗”的全新治疗范式。
从1990年代确立术后化疗的金标准地位，到2026年全球首个胃癌围术期“去化疗”方案获批，三十余年的临床探索终于迎来了实质性转折点。
尽管此次获批意义重大，但从写入临床指南到落地真实世界普及应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场行业大会上，多位临床专家指出：目前临床开展新辅助治疗的比例仍然偏低。原因来自多个方面：新辅助治疗后患者抵抗力下降，会增加手术风险；患者确诊后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尽快手术”，留给治疗决策的时间窗口很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对此感触很深。她指出：“肿瘤并非急性病，并非确诊时才刚刚发生，其已在患者体内进展数月甚至数年，因而不差一两周的准备时间。若不花费一两周时间明确病变性质、分期与分子特征，确定全部可行治疗方案便仓促开展手术，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这意味着，对于患者而言，首次治疗的决策至关重要。沈琳教授说，临床中偶见初始治疗决策失误的患者，实感痛心。“尤其是年轻患者，本有完全治愈的可能，一个错误的治疗决策却使其陷入绝境。”
究竟该如何破局？
临床破局
胃癌围术期“去化疗”，长期以来被视为临床禁区。
自1990年代起，数十项随机对照研究奠定了术后辅助化疗在胃癌治疗中的金标准地位。但这条金标准背后，是沉重的代价：ACTS-GC研究显示，1年术后辅助化疗实际完成率仅65.8%，因不良反应停药率达18%；中国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证实，S-1辅助化疗1年完成率仅55%～65%。术后患者因消化道重建出现营养吸收障碍、体质下降，对化疗的耐受性本就远不如术前。
更棘手的是疗效瓶颈。单纯化疗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长期徘徊在10%以内，大多维持在5%～7%之间。而此前全球范围内，多项PD-1抑制剂用于胃癌围术期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均未取得阳性结果，其中就包括备受关注的KEYNOTE-585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ASTRUM-006研究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这项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教授、沈琳教授牵头，全国57家中心参与的随机、双盲、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共入组588例PD-L1 CPS≥5的可切除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
该研究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针对传统术后化疗耐受差、完成率低的临床痛点，精准锁定PD-L1 CPS≥5的免疫优势人群，在术前采用免疫联合化疗实现肿瘤杀伤与免疫激活，术后创新“去化疗”，在显著提高生存获益的同时，实现“双减”目标——既有效减轻治疗相关毒性，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与治疗依从性，又降低因化疗及配套支持治疗所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
研究结果显示，在PD-L1 CPS≥5人群中，斯鲁利单抗组中位无事件生存期（EFS）尚未达到（NR），安慰剂组为35.9个月（HR=0.73），证实该治疗方案可显著降低患者疾病复发、进展及死亡风险；病理完全缓解率方面，斯鲁利单抗组达21.6%，是对照组6.4%的3倍以上。安全性方面，斯鲁利单抗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6.6%，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8.5%。
更关键的差异体现在术后辅助治疗阶段：斯鲁利单抗组完成≥5个周期辅助治疗的比例高达87.2%，而化疗对照组仅为61.9%。辅助治疗阶段，斯鲁利单抗单药的3级或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16%）远低于辅助化疗（34%）。
ASTRUM-006研究锁定的是PD-L1 CPS≥5的人群。那么CPS小于5的患者怎么办？
沈琳教授在采访中给出了回答：PD-1抑制剂的疗效确实与PD-L1表达水平呈正相关，尤其在1、5、10这些临界值节点上差异十分显著。但获益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并非符合条件的患者必然获益，不符合条件的患者必然无法获益，仅筛选后的获益人群占比更高。
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如果PD-L1 CPS表达在1-5之间，同时伴随大量T细胞浸润，医生也会考虑使用PD-1抑制剂。但要明确证实这部分人群的疗效，还需要开展专门的大样本研究。
CPS小于5的人群并非完全无法获益，只是筛选难度更大，不能仅依靠PD-L1表达判断，还需要结合调节性T细胞、免疫微环境等其他指标。
这正是胃癌精准治疗的方向之一：未来需要针对不同人群分别开展临床研究。
“护城河”与未竟挑战
从商业角度看，斯鲁利单抗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的获批，为复宏汉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胃癌的年发病人数超过35万，位列所有恶性肿瘤第5位；死亡人数超过26万人，位列恶性肿瘤第3位。近年来，年轻人患胃癌的概率越来越高，在全球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上升趋势。其中可手术切除的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占比3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目标人群。
复宏汉霖董事会秘书王燕在采访中透露，公司正全力推进2026年下半年PD-1医保谈判的相关准备工作。目前国内免疫治疗费用已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若可免除术后化疗，不仅能够节省化疗药物成本，还可免除应对化疗不良反应所需的高额医疗支出。
从全球化布局来看，斯鲁利单抗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复宏汉霖正在与日本药监部门沟通，探讨仅通过桥接试验就在日本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的可能性；但美国市场的前景仍不明朗。“美国胃癌患者本身不多，且FDA政策变动较大，公司的策略是聚焦发病率更高的亚洲市场。”王燕说。
根据财报数据，2025年，斯鲁利单抗实现全球收入14.926亿元，同比增长13.7%。复宏汉霖的目标是在2030-2031年实现海外收入突破10亿美元，胃癌围术期这一“全球首个”的差异化适应症，无疑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沈琳教授在采访中回忆，十多年前中国的临床实践几乎完全遵循国际指南，缺少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45%以上，中国不能永远只做“追随者”。
这项研究的设计始于2018年。当时沈琳教授和多家企业沟通了这个想法，但没人愿意接手——这个方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没人能保证成功。
在ASCO会场，最初欧美同行的看法是“这只是中国的研究，不能作为全球的标准治疗”。沈琳教授当时回应：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的45%，将近一半的患者从未被纳入相关研究，这样的研究怎么能称得上是全球研究？最终，同行们认同这项研究可以改变亚洲的标准治疗。
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亚洲人群对三药化疗方案的耐受性远不如欧美人，中国人的骨髓耐受性甚至比日本人还要差，因此适合三药化疗方案的中国胃癌患者占比不到10%。ASTRUM-006采用的SOX方案（奥沙利铂+替吉奥）正是东亚最熟悉、最符合中国患者体质的化疗骨架。
沈琳教授对此的判断很坚定：“未来胃癌治疗的发展必定由中国引领，胃癌、食管癌、肝癌领域均是如此。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复杂多变，而正是诊疗过程的艰难，使得每一项突破都弥足珍贵。”
当患者不再需要在“治愈”与“生活质量”之间二选一时，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临床突围，才算真正抵达了它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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